一只盲目的耳朵

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，躲在办公室里看冯大牙的《集结号》。其间，抽了数根烟，数度有落泪的冲动，但是一眨巴眼，那颗三十六度八的水滴又原路回去了。一个老爷们，躲在办公室里边看电影边抹眼泪，算什么事啊。

昨天晚上看崔卫平老师的关于《集结号》的评论，很匆忙地看了一遍，只记住“炮灰”这个词。今天下午看完《集结号》之后，又找来崔老师的那篇评论，仔细看了一遍。没细数，但已感觉到处“炮灰”纷扬。终究是搞学术的，说到了“宏大”和“意识形态”，也说到了“意义”和“人性”，当然也无可避免地说到了“历史”。能整的词都整出来了，看着太累。

崔老师说，在电影里“看不出那是一支***的队伍”——枪杀俘虏、翻检死人的手表、总是想着回家、胆小怯懦，粗鲁暴躁，声嘶力竭没有一次是从容镇定的。

其实在片子中，谷子地对很尿的王金存说：头顶子弹擦着飞，裤裆钻着手榴弹，就是神仙，他也得尿。我听到这句台词了，难道崔老师没听到这句台词？

又其实，不光咱们的“队伍”看不出“同志”们的影子，即便枪口所指的“队伍”，也完全没有“弟兄”的痞性。影片里，“国军”弟兄的枪法也很准，再也不似以前只有给我们的“同志”当枪靶子的份；也更不似以前，流里流气、衣装不整，还没冲锋就已撒腿回逃，“国军”弟兄也很勇敢、也很酷。这就对了。

编剧刘恒之前曾说，关于《集结号》：第一，我们不讨论战争有没有意义；第二，我们不讨论牺牲有没有价值。冯大牙也说：每一个牺牲都是永垂不朽的。导演和编剧用的词都很大，但是说得就是这个理。

崔老师能有如此观后感，那只能说冯大牙和刘恒的目的达到了，他们要的就是这种效果。他们就是要你有那样的感觉。其实，如果冯大牙真在电影里去讨论那两点的话，还真让人担心这部电影会否能获公映。

既然《集结号》一没讨论战争的意义，二没讨论牺牲的价值，那冯大牙和刘恒在这部电影里讨论的是什么？自己去看吧，去想吧。各人有各人的感受。

在2007年行将结束的时刻，一边看着冯大牙的《集结号》，一边想着谷子地，一边想着俺自己：一年365天，我的集结号将会在哪一刻吹响？还是根本就不会吹响？

他们是炮灰么？炮灰。炮灰。我是炮灰，还是你是炮灰？亲爱的，在生活这个场面上，你我都一样，不是已经成为炮灰，就是正走在成为炮灰的路上。

今年过节不送礼，送礼就送《集结号》。别谢我，要谢就谢冯大牙吧，能在年末送大家这样一份厚礼。有了这分厚礼，2007年就可以收官了，让我们屁癫屁癫地冲向2008吧，一场大戏又将开始。

最后说一句，《集结号》，我看好。

盼了多日，在十一个月大的时候，刘末的牙终于长出来了。下面两颗上面一颗，三齿鼎立。估计是梁老师孕期看易中天的品三国看多了的缘故。

据梁老师讲，长了牙的刘末一得闲就咧着小嘴，向所有人吹牙。刘末的心思和心情我能理解，我们家人都能理解：都说我牙长的晚，让你们看看，现在我长牙了，而且一下长了三颗。

又据梁老师讲，长了牙的刘末开始不屑软食了，开始吃嘎嘣脆的金果啦。虽然仅有三颗牙，但依然劲头十足，而且吃的像模样象样，口水滴啦滴啦地。

梁老师还说，长了牙的刘末比以前更欢实了。虽然还没说话的能耐，但似乎话比以往多多了，有事没事总是一个人摇头晃脑，不停地哼哼唧唧。想说话的欲望显得十分强烈。梁老师认为，将来刘末肯定是个话唠。这一点像她。

其实，早就判断将来刘末肯定是话唠。因为，有一个事我不曾跟梁老师说，不单她是话唠，我以前也是一个话唠。爹娘都是话唠，还没出生就已经注定是个准话唠。本人后来变成一个非话唠，是因为一件小事。

在我七岁那年，同龄的孩子都开始掉牙，而我的牙依然坚实如铁。看着别人有事没事就咧着嘴巴傻笑，一片门牙洞，煞是可爱。很羡慕。更头疼的是，经常有人在牙掉了之后，偷偷地保存着，互相之间炫耀攀比，谁的牙更大，只有我一个人两手空空。之所以偷偷地保存，是因为我们乡下有一个说法，掉的牙必须埋进土里，否则就长不出新牙。

现在想想，当年大家围成一圈，每人手里都捏着自己的乳牙攀比，和现在一群爷们在浴室里有意识无意识地攀比谁的小弟弟大，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后来有一天，我突然感觉有一颗牙终于出现松动，于是天天用舌头舔。好兴奋，我也即将有一颗牙可以炫耀啦。遗憾的是，有一天当我正在一圈人中兴奋地话唠着，那颗牙齿夺口而出。我赶忙拨开人群，奇怪的是，竟然没找到。

妈的，我的牙呢，我的牙掉哪儿了？我想肯定被别人踩进泥土了。就这样，让我的第一次炫耀化为泡影。那次事件，让我知道原来话多容易丢牙。后来，再后来，我成了非话唠。

我很期待当刘末第一次掉牙的时候，我就在他身边，当他在那里大叫：妈的，我的牙呢，我的牙掉哪儿了？我可以眼疾手快地发现并告诉他：伙计，你的牙在这儿！

一

今天有事，没敢大睡。头天晚上托付司马，今天帮忙拍片子，司马爽快应承下来：没问题。起来后没敢太早叫司马。六点十分，刚洗刷完毕不多会，接到司马短信：几点集合，在报社还是站台，几个人？我回信息，报社就我一人过去。司马又回，原本还有一位摄影的朋友也打算一起过去的，后有事，没有成行。为了帮忙拍片子，司马兄也是推了自己的事。最后我跟司马两人出发。

七点半赶到福利院，一问才知司马尚空着肚子。顿生歉意，只是周边也没卖早点的地方。一直到十一点半左右，司马都是空着肚子拍片子，跑前跑后。活动结束后，徒步二里左右，赶紧找了个餐馆。吃完饭，司马感叹，吃饱的感觉真好。我也有同感。遂相视一笑，抽烟。

之前，柳伊一直跟我说，“玩摄影是假，交了几个朋友倒是真的”。我相信老六的话，他的摄影水平太一般了，但是他识人的眼光却是非常的不一般。司马兄，值得一交。

二

    刚吃完饭，便给家里打电话。岳母接的电话，告我末末病了，腹泻，已被梁老师带去医院挂水。又得知，母亲和父亲也来看末末，都在医院。

    上次十一长假回家时，末末因为流感而患病，在家呆了六天，有四天是陪他在医院度过的。有一天半夜，突发高烧，不得不敲人家医生的门。八个多月的小孩，血管不好找，在手上和脚腕上各扎了一针，都没成功。最后医生建议扎头部，那么点大的小人，我很紧张。但是必须有人按着头部，按了几次都下不了手，最后让别的医生来帮忙。我到外面去，走了很远，末末的哭声还是听的很清楚。

    这次一听说又是挂水，心里开始紧张。岳父说，又是在头部扎的针。

    因为我不在家，在加上家中的五亩农田和其他杂事，母父都够忙。末末生下来，满月后便送到了岳父家喂养，直到现在十个月大。这让父母感觉过意不去，自己的孙子，却无暇照顾，于是三两天便骑车去看孙子。虽然乡村通了中巴，但是父母都不肯坐，一个人来回六块钱，两个人来回十二块钱。

    曾经跟父母说过多次，末末在哪儿都一样，不必将这个事太放在心上。好在岳父、岳母很能理解，也劝说父母不必太在意这个事，在哪儿养，都是两家的孩子。

    自从末末过去之后，岳父、岳母很是开心，照顾极其细致周到。末末跟我小时候一样，打小是在外婆家长大，而且外公、外婆又是如此疼爱。

    下午再打电话回家，岳父接的电话，告我梁老师带着末末正在睡觉。折腾了一个上午，都累了。最近因为末末的病，梁老师已被折腾的够戗，经常半夜起来哄他。

近期《南方周末》上有一篇关与三峡工程的报道：十年前，三峡百万大移民。十年后，三峡库区将再次移民230万。宏大计划的背后，是怎样的现实？

九月末，国务院三峡办发表《我国正视三峡工程生态环境诸多问题》文章，“三峡工程生态环境安全存在诸多新老隐患，如不及时预防治理，恐酿大祸。”

这是数年来，政府第一次承认三峡有恙。其实三峡一直恙，只不过没人承认。当年三峡封顶，高层没有一位到场，结果一切从简。谁都不愿意偷偷替别人擦，然后再把那手纸偷偷地塞进自己的衣兜，被别人发现了，总是说不清道不明。但不擦，又不行。

随后查到到一份材料，很有意思：

1992年4月3日，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全体会议表决通过《关于兴建三峡工程决议》之前，全国范围内关于三峡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。因为饱尝洪水之苦，湖南、湖北两省强烈支持建设三峡大坝；而大片人口土地将被淹没的四川省则极力反对，依靠航运业的重庆则主张建高坝。

四川没有经历过堤坝溃塌千里汪泽、繁华都市顷刻覆灭的凄惨情景，湖北也不会深刻地体会到移民的搬迁之苦，深深地埋植在他们记忆里的，是他们自己经历的灾难，而这，对他们而言才是真正的灾难。

美国前众议院院长奥尼尔有言曰：所有的政治都是地方的。说的是有道理的。

提到三峡工程，必须提到一个人：黄万里。

当年建黄河三门峡水坝时，黄万里坚决反对，其在当时就预言水坝建成后必将导致水祸、淤积移民等诸多问题，不幸被一一言中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黄河断流的频率越来越快。理所当然，在五十年代公然发表这样的言论，黄万里之后的日子可想而知。

据说，直到到了1998年大洪水，黄万里才终于获准给研究生授课。上课那天，他换了一身白西装，打上红领结，庄重地走进教室。其实，黄万里已经89岁高龄。

此后黄万里又开始反对三峡工程，并预警了蓄水后卵石淤塞重庆、四川水患、浩大的工程开销和必将酿成祸患的移民安置。同样无人理睬。如今，三峡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，又证实了黄万里的预言。

2001年，黄万里辞世，此后，再无人像黄万里那样公开而坚决地反对三峡工程。

不是专家，当然不能乱说。但是政府在今年九月末的表态，真算是给了此前那些一直高调声称，三峡不会出什么大问题的专家，一记响亮的耳光。只是抽的有点晚了。

三峡工程为孙中山首倡，但孙只是政治家，不是科学家。后来，毛泽东再倡三峡工程，但毛泽东也只是一个文人型的政治家，有着所有文人都有的毛病，爱幻想：高峡出平湖。

文学来源于生活，但一直高于生活，文人的话，能当真么？上个世纪五十年代，伟人曾经说，“在***的领导下，只要有了人，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造出来”。事实证明，几十年来，人确实是多了，却没造什么象样的奇迹出来。

后来担任三峡副总工程师的张光斗，也是和黄万里观点最针锋相对的专家，曾说：

国内外有些人不理解为什么修建三峡工程，认为有无必要，甚至以为是无益的。这是因为不了解实际情况，不知道三峡工程对我国的重要性。美国政府关心我国库区生态环境和库区人民福利，反对三峡工程，一反新中国成立前主动帮助国民党政府，要修建三峡工程的做法，值得我们深思。

其实，值得深思的倒是张光斗在说这段话时的心态。这段话里，你能看到明显的毛时代的思维方式，好象在跟别人斗气。如果是搞政治的人，跟别人斗气还可以理解，但是一个搞科学的人也跟别人斗气，那就只能斗出笑话来。这可能是，在中国搞科学的人，曾经受政治的影响过深的缘故吧。

路遥，原名王卫国，1949年12月3日生于陕西陕北山区清涧县，1992年11月17日上午8时20分，在西安因病医治无效离世，年42岁。

或许在多年后，你还会记得2007年。不是因为这一年，开了一场成功的、胜利的、继往开来的大会，而是因为一只“老虎”的出现。因为这只老虎，2007年显得异常生动。

早上上网，看到“华南虎事件尘埃落定”的新闻。

一只呼啸于网络近半个多月的老虎，它终于不呼啸了。是啊，哪怕它是“兽王”，我想它的肺活量也不足以呼啸上半个月的时间。即便不累死，也会憋死。

对于“华南虎事件”，综观前前后后各家媒体的报道，及至“华南虎”年画的现身，可以初步断定的是：“华南虎事件”是一次合谋而产生的趋利事件。我想此事件背后，趋利是唯一的目的。趋利者包括：周正龙本人，周的亲戚，镇坪县林业局及县政府。

可能很多人和我一样，从此事件出现时起，就不关心照片的真假。而是关心华南是否还有真的华南虎？现在，我又多了一个关心点，陕西镇坪县在路边树的那块华南虎生态游的巨大广告牌，会不会真的消失？

对于此事情，它给我们三个启示：

第一，   对于那些欲以巧弄巧的人，永远不要忽视广大网民的力量、眼神与判断力；

第二，   对于那些深居简出的专家学者们，永远不要小觑我们农民的智慧。

第三，   对于印刷企业，应该对于那些已经和即将灭绝的珍惜物种，做统计，然后以年画的形式印刷，但一定要严格控制发行。若干年后，企业效益不佳，利用那年画，还可以发一笔不小的横财。

为“华南虎事件”的尘埃落定，也为华南虎所引发的社会对一些物种的重视，赋诗四首。

娱乐至死的年代，不能老死，只能娱乐而死。

《虎年画》

远看虎有形，

近听虎无声。

人去虎还在，

人来虎不惊。

《寻虎而不遇》

网友问阿龙，

言虎寻食去。

此山云雾多，

我也不知处。

《老虎》

远看老虎傻乎乎，

二目无神卧此处。

都说它从纸上来，

果然是在纸上住。

《别镇坪》

头顶一片树叶，我走了，

正如，我头顶一片树叶而来；

我头顶一片树叶，

做别镇坪的云彩；

那网络里的口水，

已无需荡漾；

山林中的野物，

是无望的口粮；

华南的密林，

葱茏地在梦中疯长；

在镇坪的晚风里，

我只是一个记忆。

那丛林中的纸张，

不是我，是我曾经的虎娘。

寻梦？

找一台佳能或尼康，

向丛林更深处漫溯。

拍完所有底片，

在中国的南方长啸。

但我不能长啸。

子虚乌有是离别的前奏。

山林也为我默哀，

默哀是现在的镇坪。

子虚乌有的我，走了，

正如我子虚乌有的来；

我没有摇动尾巴，

也没有留下一根虎毛，

一粒粪苔！

虽然没有真正学过外语，但一直感觉西方人的语言比较粗糙，没汉语细腻。最直接的例子就是，往往用外语辛辛苦苦半天才说出或者写出的一个词或一句话，翻译成汉语，只需一个或几个词语即可。就如同一块粗砺的石头，最终能贴在胸口的，温润异常的，是被千百次打磨后剩下的那粒核。

但有一点，外国人用粗糙的外语比喻出的婚龄，我认为要远远胜于汉语。无论结婚多少年，哪怕仅结婚一年，说汉语的人一般都会跟你说：老夫老妻啦。缺少感性。

而国外，对于婚龄却有着亲切的比喻：结婚一年叫纸婚年，结婚两年叫棉婚年……贴切的一塌糊涂。喻体的属性与质地，和人的婚后心理在时间上的变化，丝丝入扣，形象且美妙。

结婚一年后是什么样的心理和变化？只需拿出一张纸，轻轻在手中摩挲，或将其蒙在眼睛上，眼前是透过纸质的淡淡的晕黄，十分微妙的心态。欲言又止。

结婚两年，棉婚年。

棉婚年比纸婚年，有了一定的质地，虽然也柔柔的软软的，却不再轻飘。结婚两年，怀里除了一张纸，又多了一小朵白棉花。有意思的变化。

    沁凉的秋夜，我的那张纸，包着我的那朵小棉花，应该已睡了吧。

    一个人，结婚是一个关口，生子又是一个关口。以前为人子，不知道为人父的种种；现在为人父了，那种种却难以言尽，表达不出。或许再过若干年，等刘末也为人父时，才能说出三言两语来吧。

    我相信英雄的哭，也相信婴儿的笑。可惜在这年头，已经很稀缺。刘末的出生，让我有机会观察一种最纯粹的表情：他的开心是真的开心，他的不快是真的不快。这些，你我早已忘记了，或者说早已没有了。我们的开心可能是一种不快，我们的不快可能是一种开心。这就是复杂。

    睡觉的时候，刘末喜欢侧身。睡在我和老婆两人中间。我睡觉晚，看会书，再看会他，像只安静的小蚕。如果夜里有尿，开始辗转反侧，一直坚持到把我和老婆惊醒，把完尿，继续睡觉。靠近他的脸，能感觉到他轻轻的鼻息，如同温甜的细风。夜里经常蹬被子，有时候醒来发现小半露在外面。好在天气不凉。赶紧盖上，不多久还是蹬。不知不觉，天已放亮。幸福的夜晚，总是太短。

    刘末九个月多了，各方面都很好。托他妈妈的福，托他太祖母的福，托他外公外婆的福，托他祖父祖母的福，托他姑姑叔叔的福，似乎没托到我的福。

    十一长假回家的时候，好好的跟他亲热的几天。长假结束的时候，老婆抱着他送我，临上车前想再抱抱他，怎么都不肯。

以前喜欢想一些貌似哲思的话，然后一段段记录在小本子上，没事时自我陶醉和欣赏。很久以前我在小本子上写下一句话，描述了对于生活的感受：这是一个巨大的容器。我看得到天空，却摸不到云；感受到空气，却又如此憋闷。

现在想想，哪儿来的这些感受呢？当时我还只是一个中学生。

生活给我的好处要比坏处多得多。当时，我是一只浮在上面的鱼：没有丝网，没有鱼叉。更没有潜入深处，那些黑与冷，那些暗处的水草与污泥，他们依然在远处。

我不聪慧，甚至木讷。现在我渐渐发现，有一些事情无关聪慧与木讷，无关年龄与经历，那是人的天性。只要你还正常，你就能感知到。有人感知到，但不说，直到老。 

今天下午带着任务出去，找人聊天，结果跑题。若在多年前，我们的这场闲聊，已足够我们喝一壶。现在还是好的，真的，虽然不是很好。

说一点来听听吧。聊天的人，今年八十一岁；地点在扬州的一座旧楼。

“江**大我一岁。当年我们曾经有过一场辩论。那时我十八岁，他十九岁。他口才很差，我看不起他。当年我们组织一个青少年民间抗日团体，我是组织者，他当然没有参加。他曾经反问我：你们这样就不怕死么？我告诉他：不怕，死有什么可怕。他是一个投机分子。”

前些天从网上下过一本书，《赵软禁中的谈话》。此书内地没有。记得赵曾经也有过类似的表述。

“当年段祺瑞政府打死了几十名学生，段亲自为死者下跪，忏悔、谢罪，后信佛、食素；蒋虽然也痛恨学生运动，但是也不过用水枪喷喷而已，意思是把你们的衣服弄湿了，你们赶紧回学校换衣服吧；**时，***什么都用上了，死了多少人？让人心寒。”

……

大部分都是事实。有人说老糊涂，看来是假的，老了是不糊涂的。

      天黑了，道别。出门后深呼吸一下，忽然积攒了许多天的困意，瞬间袭来。那一刻真想躺下，可我还得骑着车子。于是，边走边意淫躺下的感觉。